龙应台无法趴在你胸前倾诉
文
龙应台
当家长不知道自由和尊重，孩子理所当然就在“爱等于暴力”的氛围里成长，然后这孩子有一天又变成了家长。
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抡起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，孩子抱着头边哭边躲；门锁上了，孩子无处可逃。
这若是发生在大街上，可能路人都会冲上来救孩子，把施暴者揪住送派出所。可是，这发生在家里，听见号哭声的邻居，多半认为这是父母在尽责管教。
我们是一起从学校走路回家的，白衣黑裙的制服还没脱掉，就隔墙听见他的号哭。后来渐渐长大了，小男孩变成一个自尊心倔强的少年，挨打时只听见大人的怒骂和东西撞击的坠落。我知道他一定噙着眼泪，但是死命咬牙，不让人听见他的声音。
他成绩不好，常常溜出去到租书摊子上看漫画——一整排孩子蹲在街头墙角看漫画。他的父亲刚好路过发现，暴冲过去，掐住脖子把他拎回家，像拎一只鸡。回到家，也像处理鸡一样，他父亲用绳子把他的脚绑在厨房的桌脚上，命令他读书，读学校要考试的正经的书。
单单是隔墙听声，都觉得恐怖，但是我知道他父亲是爱他的。身为军人的父亲，对爱的唯一认知，就是管教，而管教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暴力。然而“爱等于暴力”的认知究竟来自哪里呢？
▍光与影的救赎
著名的瑞典导演伯格曼（IngmarBergman)有一天正在剧院工作时接到母亲的电话。医院诊断出恶性肿瘤，医院去探视。伯格曼一口回绝：我没时间，就是有时间也不想去。我跟他没话好谈，也根本不在乎他，何况，他临终时见到我，恐怕也觉得不舒服。
伯格曼的母亲在电话里哭了起来。伯格曼说，不要跟我感情勒索，哭没用的。不去就是不去。
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当天晚上母亲就在大雪纷飞中亲自赶到了剧院，给了大导演一个巴掌。伯格曼对母亲道歉，然后母子俩说了一整夜的话。四天之后，母亲猝逝，医院见了父亲，但只是去传达母亲的死讯，说完就走。
▲在制作《野草莓》()时的英格玛·伯格曼，图片源自维基百科
▲英格玛·伯格曼的父亲，艾瑞克·伯格曼，图片源自维基百科
伯格曼描述自己的成长，惩罚几乎是整个家庭教育的核心。身为牧师的父亲以最严厉的规范管教子女，依循宗教的顺序逻辑：犯罪、忏悔、惩罚、原谅。譬如说，如果幼儿伯格曼尿了床，他就会被大人换上一件红色的小短裙，穿一整天来当众昭示他的罪行。如果孩子们打了架，傍晚就被召集到父亲书房里，先进行侦查审讯，然后要忏悔认错，最后鸡毛掸子拿了出来，你自己先说自己应该被抽几下。“刑度”确认了之后，女佣把一块小褥子摊开在地，你自动脱下长裤和内裤，趴到褥子上，有人会按住你的头颈，然后施刑。孩子会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撕裂的皮和血糊糊的肉黏在一起。施刑后，不管怎么痛怎么哭，你得前去亲吻父亲的手，由他宣告你被原谅了，除罪了，你才得救。带着糜烂流血的伤口回到卧房，晚餐，是不准吃的，那是惩罚的一部分，但是全部加起来都比不上这一整天的当众羞辱来得沉重。
伯格曼最恐惧的惩罚，是被关进一个黑暗的橱子里去；那个橱子里，大人说，养着一个专门吃小孩脚趾头的怪物。犯了错的小伯格曼被关进去，死命抓着里头的吊杆，勾起脚，不敢放手，以免脚趾头被怪物吃掉。伯格曼就在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惧吞噬中长大。
幼小的孩子面对暴力和恐惧，就本能地寻找求存的办法。伯格曼的哥哥个性较强，试图反抗，做父亲的就用更强大的意志力“折断”他，也几乎折断了他。伯格曼的妹妹变成一个彻底乖顺、服从的人，而伯格曼自己，他说，他很小就决定做个大说谎家，以蒙骗和伪装避祸。
儿时的伤害，是一辈子的伤害。伯格曼显然一生都无法逾越这个伤口，即使到了他父亲的临终。当他被关进那个恐怖的黑箱时，他偶然发现里面有一个小电筒，电筒射出红、蓝两色光。在黑暗中，光投射在墙上，出现了一个顽皮的、意想不到的世界。伯格曼拯救不了他和父亲的关系，但是在光影虚实交错的电影艺术里，找到了拯救自己的出路。
▍向写作逃亡
电影之于伯格曼，犹如写作之于卡夫卡，是个救命的逃生门。如果把卡夫卡《给父亲的一封信》和小说《蜕变》并着阅读，就会了解原来《蜕变》里完全失能的一条虫就是卡夫卡面对父亲“暴力统治”的真实精神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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