鼓浪屿老照片解读之二绒母
绒姆是我儿时的保姆之一。
绒姆也许应该叫“荣姆”，不过自从我识字，就感觉绒姆就是绒姆，绒的感觉比“荣”好，无可更改。绒姆胖胖的，有一张福相的脸，慈眉善眼，肤色白晰，额头光洁，总是穿一件灰色大淘衫，梳一只油黑的大髻，绵软的身体似乎总是是冬暖夏凉，所有的小孩儿都爱猫在她的怀里。我自幼没有撒娇的习惯，但极爱吃绒姆做的葱油饼和煎肉饺。绒姆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不但会做家常菜，认得许多山珍海味，还识字。
母亲说，困难时期我们瘦得猴似的，绒母会跑到她当过差的某领导那里取些鲍鱼什么的给我们炖汤喝。母亲不好意思，绒母说，没什么，他们东西多，打开抽屉一堆一堆的，不在乎这一点点。
绒姆的烹调手艺好，调教小孩也很有一套。鼓浪屿救世院许多职工的小孩，都是她带出来的。那年头，大人们都去武斗或参加救护队了，三四个半大孩子都住到绒姆家里，前后两间，绒伯自己一间，绒姆和我们住一间。
绒母教孩子，比母亲更严格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绒伯是没有笑过的，愁苦的脸上，弓形的身体上有三四个很大的脂肪瘤，说话吃饭肉瘤悠悠颤，夜间咳嗽很响地震动木制的板壁，很骇人。绒伯话极少，最大的嗜好是到龙头去拎两根油条，喝一碗豆花，有时再加两个实心的芝麻烧饼，鼓浪屿人都叫“北仔饼”，清鲜的鱼丸汤就只有看的份了。
那时龙头还没有铺花砖，没有现在那么花梢那么张扬，驼背的绒伯总是孤另另在光滑乌黑的柏油路上走，上坡时，还驻足聆听卖鱼丸的磁碗磁匙铛啷啷清脆地敲......钱是绒姆赚，绒伯五分一角地要，有时竟泪汪汪。
绒姆要是火起来，就如火如荼骂绒伯一顿。老人如小孩，绒伯呕气肉瘤一抽一抽的，脾气也很大。绒姆骂够了也和缓，取出一张大票，哄他再到龙头去，随意吃喝一点，有时自己去买点叉烧肉，二两高梁酒，再炒两个小菜。
绒伯吃毕，躺在吱吱叫，油光光的竹椅上，翘着腿儿闭目养神。傍晚，金色的夕阳透过巴掌大的木兰花叶，斑驳地落到他身上，从对面绿荫弥漫的红砖楼逸来阵阵的鸡蛋花香，绒伯睁开眼睛，目光浑浊地盯着蓝汪汪的天，泪水慢慢涌上来，这时绒姆便叹一口气，拖过被单盖在他松弛浑黄的肚皮上。
绒姆是不流泪的，起码我没有看到。
绒姆也不谈过去，起码我没有听到。
绒姆总是慈眉善眼做保姆，赚点良心钱，供绒伯吃喝，自己则是稀饭酱瓜咸姜，至多来一碟黄泥螺或海蜇皮，便心满意足。
绒伯先绒姆而去，要去之前吵着要看海，吵得让绒姆手足无措......绒姆倾其所有埋葬了绒伯，自己也病了，肝癌。
那正是人心乱哄哄的年，流行打鸡血治百病，绒姆的病是百药治不得。绒姆没有亲人了，她带过的孩子们和家长轮流去看顾。一天，母亲提着鸭汤去看她，回来叹气，说绒姆每日都要掉一圈肉，每日都痛，绒姆是痛死的，死的时候，枕头下有一只很大的八脚蜘蛛......
绒姆死的时候，那弯弯的眼睛是半睁的。
绒姆死的那天，有人从香港转来一封信。
信是女儿给父母的，知情的人说，绒姆和绒伯等了一辈子，就等这封信。女儿在台湾，不能回家，从香港给父母寄来很大一笔钱，这钱却只能用在丧礼上了。
又有人说绒姆还有其他子女，他们都失散了，无从找寻。
于是大家都叹息。
原来绒伯是印尼的富商，绒姆原本亦是养尊处优的太太。抗战后印尼内乱排华，一家人流离失所，老两口搭伴回大陆，寓居在鼓浪屿，儿女们则散失在一水之隔的台湾、香港......
绒伯日日在盼望儿女的回归，儿女日日在寻找父母，绒姆缄口不语，含辛茹苦，耐心等待了几十年......却没能等到最后一天！
战乱使骨肉离散，分离又令人们错位，那时，人们都听说绒姆的儿女都在港台经商，经商的人本应信息灵通，来去自由,但他们居然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父母！
有一天，我站在深圳口岸，凝视近在咫尺的香港，凝视如织如梭的现代交通工具，突然没来由地想到过世将近三十年的绒姆和绒伯，如今世界缩得好小，从来不笑的绒伯要是活到现在，没准能见到自己的女儿，该笑一笑了吧，绒姆要是活到现在，也许可以做到曾祖母，儿孙绕膝了吧。
年10月21日
年10月28日补充修订
本文初稿曾发于《厦门文学》，责任编辑谢春池
两张老照片应该是同一天拍的，那时我尚不知天天高地厚。合影中梳发髻的就是绒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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